改革开放30周年，国内文化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些出版社已经从过去的“铁饭碗”、“事业单位”完成了股改，并筹谋着上市；许多出版社员工也从过去每天“一杯茶、一张报”的工作方式，慢慢适应着市场，摇身变出“策划人”、“发行人”、“出版人”等多种角色。许多出版社工作人员反映，虽然中国出版界的真正体制改革也就是最近几年间的事，但自从改革开放，人们的眼光和观念可以说随时都受着外部的冲击。且听个中人士细说故事吧。

　　版权交易篇

　　国外书商上世纪90年代开始跑中国

　　眼下，全球巨大的出版集团——哈珀·柯林斯集团，已经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，准备跟中国展开广泛的版权合作和交易。但提起十几年前的状况，现任哈珀·柯林斯中国代表处周爱兰总经理，还是有点忍俊不禁。

    在周爱兰到任哈珀·柯林斯之前，其实上世纪80年代，其集团英国部的经理当时已经来过中国一两次，当时在他的印象里，觉得中国的“马路很宽，都是单车，伙食不好，好的酒店也没有一两家，大家的衣服都是蓝色工作服”。去中国的出版社参观，就觉得房子老老的，交流起来也很费劲，没有那么多翻译人才，当然也几乎没有中外版权交易的往来。上世纪90年代，哈珀总部的同事开始定期来中国，一年来两次，跟中国负责进口的书商开会，或者去书店交流，但是细想想，当时版权交易并不活跃，大致都是哈珀·柯林斯想把书卖到中国，并没有从中国买书的经历。当时大家都不看重中国市场，第一是语言不通，第二是中国的盗版很严重。所以很多版权的事情就靠哈珀·柯林斯的亚洲代理公司去做了。而且哈珀·柯林斯当时也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跑，通常是跑亚洲区的同时“顺便走访”中国。

    中国书商在国际书展开始露面

    哈珀·柯林斯通过一两个员工跑中国的版权交易，跑了近10年，挺辛苦但没什么特别的成绩。2000年以后，中国书商去国际书展参展的比较多了，跟国外书商接触开始频繁起来。当然这其中也有着微妙的变化，一开始中国出版社去书展都是为了旅游，但近几年真的是为了去推广版权交易。一个最明显的变化，就是中国也开始在国际书展开设展台了。
 
    其实早在1987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与每年换一个举办地的全国书市（现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）、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称中国出版业年度三大盛会。这三项活动加上各地纷纷涌现的地域性订货会、行业订货会、专项订货会、书展、书市等等，都刺激了图书销售市场日渐活跃。当时也有国际书商就靠着这几次书展的机会来跟北京出版界谈判，“第一届北京国际书展我也去参加过。”周爱兰说，印象里当时现场没几个人，很大的出版社也只是弄一个小展台，展台也没装饰，只是把书堆得像山一样，让观众和国际书商自己挑，更没图片、DVD等多媒体推荐手段。“因为以前都是国家的出版社，无所谓赚不赚钱。”周爱兰感慨道，这8年间是中国转变特别快的时期。就拿跟中国出版社谈事情的状况来说，现在的中国书商都很积极，会有很多想法，因为现在要自负盈亏了，就要从市场推广角度多想了。

    海外出版商尝到中国市场甜头

    从1980年起草到1990年正式颁布、1991年开始实施，著作权法的诞生过程可谓漫长，也来之不易。之后我国版权保护的进程就加快了，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，正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书业内容角逐中。这样的变化尤其对以引进出版海外作品为主的出版社影响巨大。

    其实当时海外出版界为了打进中国市场，版权价格也不高。译林出版社等致力于进口的书社低价买过大批国外作品，既赚了钱，也突出了译林出版社在国外的影响力。哈珀·柯林斯大举切入中国市场较晚，大概只有四五年，这几年间国内的出版社出过《赢》、《魔戒》、《美国大兵》等畅销书，哈珀因此尝到了甜头，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。

    周爱兰觉得现在国家出版界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大。他们这个代表处还是不能经营，只能做发行和公关业务，比如辅助做些市场推广、客户服务、产品推荐。版权交易他们能参与谈判阶段，但签约仪式要去美国完成。她印象里，兰登书屋来中国有10多年了，但也没有特别大的表现。

　　但周爱兰饱含信心，“国家现在允许合作项目，指不准以后就允许广泛合资，或者设立外资公司了嘛。”中国的文化市场还是不容小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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